1973年12月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，八大军区主官对调的名单刚刚念完，毛主席抬头望向曾思玉：“你在武汉七年了，该换换地方。”一句话，勾起在场许多人对1968年盛夏那场谈话的回忆——江南临时指挥所的设想，就是在那次谈话里定下的。
时间倒回到1967年7月30日凌晨。周总理电话直通沈阳，“飞机已派，立即来京。”曾思玉来不及多想，简单交接后便登机南下。抵达钓鱼台，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“稳定武汉局势”。一纸任命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担子落在肩上。
武汉当时风波未息，部队番号虽多，真正能动用的却有限。曾思玉抵汉后，将指挥机关缩到不足三十人，连夜梳理兵力部署。此举后来得到了毛主席的欣赏，“机构要精干，有事亲力亲为”，是主席对他最直接的肯定。
1968年6月，毛主席再临长江之畔。谈话伊始，主席先问社会秩序如何，旋即关心司令部规模。“还用原来的小楼，二十来号人。”曾思玉如实相告。主席露出满意神色，随即话锋一转，提到战备与工业配套：枪炮、汽车、火箭弹，一样都不能缺。他特别追问试制中的多管滑膛火箭炮进展，叮嘱早点定型，小批量生产。
正当谈话渐入深处，二汽选址迟迟未决的难题被摆到桌面。东方案便捷，西方案安全，各有支持者，工程却陷僵局。主席轻轻放下茶杯：“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？先动起来。”几句平常话，等于当场拍板。会后不到三周，选址方案被敲定。
也是在这场谈话的尾声，毛主席笑着提到：“你们在江南给我建一个临时指挥所，真打起来，我也能在长江以南指挥。”语气轻松，却掩不住战略远见。对话不过几十秒，却让曾思玉铭记在心。回军区后，他与刘丰、汪东兴乘直升机飞往咸宁山区，圈定地址，调团级兵力隐蔽施工。外界只看到茂林深处的山体开掘，并不知那是最高统帅为应急而备的隐秘枢纽。
紧接着的1969年夏，主席再次来到湖北。6月26日的地图汇报会上，他为焦枝铁路拍板——主推北线，兼顾西进川北。天知道何时生战火，要把交通大动脉织成网。八个月后，800公里焦枝线通车，军民并肩，昼夜鏖战。毛主席听闻通车捷报，笑道：“军民联手，能打硬仗！”短短九字，胜过千言激励。
焦枝线启运不久，江汉油田会战又提上日程。主席强调：“要从战争角度看石油布局。”这句话让指挥部上下连夜修订计划。暴雨、洪水、倒春寒接踵而来，却没人退缩。1972年5月，会战告捷，油田、固体盐、卤水三线成果，为华中地区注入长期动能。
回望曾思玉的从军履历，他与毛主席的信任早在长征岁月便已扎根。1935年9月，班佑夜雨，红军两部行将分道。毛主席亲笔信需速送徐向前，通信主任曾思玉随一营人马突围北上，数十里山路连夜奔袭。交信、取签、回返，一丝不乱。毛主席后来打趣：“通信主任出马，一个顶俩。”轻描淡写，却是青年军官一生的勋章。
长征结束后，曾思玉调任红一军团侦察参谋，为林彪踏雪访黄河挑选渡河点。平日写作兴趣浓，用亲历撰文《随林彪军团长踏雪访黄河》，刊载后反被人揣测“与林走得近”。1971年之后，他曾因此受到非议。毛主席见他烦闷，召至书房宽慰：“你们大概不是死党，是活党。”一句幽默，胜过千张解释。信任二字，在岁月冲刷下更显珍贵。
1973年底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后，曾思玉依旧将战备视为生命线。泰沂山区洞库、胶东沿海防御群，他事必躬亲，延续主席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的原则。1982年离职休养，他仍笔耕不辍，《我的前一百年》汇聚百年风云中的细节，强调“通信不发达年代，更见责任重”。
2011年盛夏，他在京城小院曾向年轻学员回忆1968年的谈话：“主席要临时指挥所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那份随时担当的底气。”言语平静，却让听者沉思。次年岁末，这位百岁老将与世长辞，成为首任军长中最后离去的一位。身后事简单，他留下的嘱托只有一句——战备、战备、再战备。
六十年代的江南山岭，如今林木苍翠，鸟鸣阵阵。极少人知道地下深处曾经掘出的长廊与洞室。它们静默无言，却见证过一个政权对安全的深度考量，也见证了最高统帅与一位将军之间质朴而长久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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